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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骥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我是一名退休工程师,今年83岁。半生坎坷,老福尚佳。无不良嗜好,亦不喜清闲。于近年尝登博客,一泄胸怀。给平淡生活,增添不少乐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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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创】往事回忆录——一个“右派”的坎坷经历(上)  

2011-12-12 16:15:5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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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我当上了“反党小集团”的头头

1957年我在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工作,刚晋升工程师不久,感到国家和个人前途美好,一心积极向上。那年春天,党发起党内整风运动,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伟大领袖关于整风运动的动员讲话。那真是激动人心啊!什么“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;言者无罪,闻者足戒”啦;帮党整风就是爱党啦;还说即便言辞激烈一些,甚至上街游行,也是促进党改进工作作风的一种手段啦等等(并未提什么“六项标准”,那是成书后加的)。我哪知道这是一个“阳谋”呢!本来由于自己出身不好,不愿参与“政治”的顾虑打消了,便自觉参加了单位的整风学习。一次讨论会,科里另一分组会上,同事孟某发言说,他的父亲被镇压是受冤屈的,被该组党员当场拍桌制止。我听到此事后甚为不平,认为这不符合“言者无罪”精神,便草拟了一张名为“我的不平”的大字报,内容由此事联系到科内的不民主;科长的外行领导及家长作风;并赞同费孝通先生的“知识分子的春天”的观点。当晚我请室友黄某(工程师、土建科团支部宣传委员)为我把关,他看后大加赞赏,又加了一些他的意见,主动为我抄写,两人共同签名,题名改为“我们的不平”。抄写当时有几人观望,何某(工程师,家住清华园,经常将那边大鸣大放的消息带给室友)也要求签名,次日以三人名义合写的大字报便张贴出去了。此时我与黄某又同时声明退出学习,逍遥了几天。不久院里便规定在职的都必须参加,我们不得不再参加学习。此时“引蛇出洞”开始,专找出身不好爱提意见的工程师们开小会,启发大家多提“反面”意见(收集“罪证”),显得领导特别虚心。6月下旬我还单独出差武汉,参观学习长江大桥管柱基础的苏联先进施工技术。7月初,我回到院里,第二天,科内即贴出“与杨工程师辩论”的大字报。其后火力越来越猛,称谓由工程师而某某,而右派份子了。每天不是参加科内大会批判,就是小会批斗,直至全院大会批斗。问题越辩越多,我的大学同学梁某,专门小组成员(党员),将我大学“思想改造”运动中自我交代的思想问题“揭发”出来,说我一贯反动。一次小组批判会上被批急了,我冒出一句:“物必自腐而后虫生”来,意为自身没问题,何来意见提!这更激怒了领导,给日后定性为“极右”埋下了祸根。在批判我的分组会上,同乡同事褚某帮我说好话,为我开脱“罪行”,也被纳入“四人反党小集团”。这四人各有头衔:我是“主帅”;黄某是“急先锋”;何某是“军师”;褚某则是“帮凶”。对我的批斗一直延续到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前一日便停止了,听候处理。其后问题严重的人,被停止工作,在设计院里劳动——用三轮车拖运炉渣等赃物。我天真地以为这种劳动惩罚并不算重,其实这不过是“热身”而已,艰苦的劳动在等着我呢!58年2月份处分下来了:我被“劳动教养”;黄某及何某被“监督劳动”;褚某被降级下放边疆工作。我从此走上漫漫的“改造”之路,直到1979年才得以“改正”和摘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接受“劳动教养”处分

这一天终于等到了,1958年初离春节约莫十天光景,那天下午设计院召开全院大会,宣布将几个“极右份子”送去“劳动教养”。我未参加(未当场履行逮捕手续),而是被保卫处干事叫去谈话,语气也还和缓:你被“劳教”了,未开除公职。好好改造,争取早日回来。把工作证交给我们保管。(我是第一类处分中的第二种,保留公职教养)在陪同去保卫处的途中,土建科科长王某不无得意地对我说:看你好提意见,你能斗过共产党吗?由此可见在做处分决定时,一把手对那人好恶所占的分量!

    当把我和院里另外几个被宣布教养的人(有带手铐的),一齐带到冶金部地下室时已是傍晚,在那里履行“劳教”手续:核实个人“材料”,按下十指指纹。保留公职者还需先写“自愿申请教养书”(如不“自愿”则开除公职,遣送原籍)。依次履行完手续,天已黑尽了,由民警押送大家到北新桥雍和宫劳教收容所。各类罪犯都先在此集中,我们到时,他们已就寝了,由管教队长将我们分别插入本已十分拥挤的各组地铺中去,每人只能占有三四十公分的位置,那真叫个挤(可是后来还要加人呢)!我们一晚米水未进,收容所早已过了开饭时间,只好忍着,在这狭小的空间里,思前想后,头脑如开锅一般,哪里还睡得着觉啊!

    第二天就开始品尝“续罪”的苦果了:每天没完没了的认罪学习,交代自己罪行;整天坐在地铺上不得随意活动,大小便必须向队长报告,获准后方可去;每日两餐八大两粗粮——每顿两窝头一碗玉米面粥,(没菜)总是饥肠辘辘。每晨的洗漱也被免去,大家蓬头垢面;与外界切断一切联系,无依无靠。离春节已近,晚上常听见外面爆竹声声,仅仅一墙之隔,“人”、“囚”两重天,怎不叫人伤心落泪?想想自己为了管点闲事,竟落得如此下场,太不值得;继而又想人应该有点正义感,我这样做并不为过;想到我对不起生养我的父母,正当回报之时,没法尽孝,使他们晚境凄苦,愧疚终身。但想到我还保留着公职呢(实际成了谎言)!尚存一丝念想。

    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多月,便要将我们送到边疆“兴凯湖农场”去实施改造了。临行前一日,允许和亲属告别,和送些日用品(拒收食品)。我在北京一无亲人,便想到同乡好友褚某,试着向队长提出要求。没想到(他自身已有了问题)他真来了,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!他带来不少日用(必须)品,还承诺将来把我留在设计院的赘物带回南京,交给我的父母。我当时百感交集,是我连累他成了“右派”,他不计较,反而冒着风险替我办事,一时热泪盈眶,哽咽难言。这样的挚友,使我没齿难忘!次日将我们送到京郊的清河镇,在那里集中各收容所的罪犯,登上“特殊专列”,驰向千里迢迢的“北大荒”,前面等着我的会是什么呢?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押送“兴凯湖农场”

    那是1958年3月末,北京的树木已有不少发芽了,汽车将我们从收容所拉到“清河毛纺厂”,各路劳教人员在此集中整顿、编组,稍作停留即上了“特殊专列”。列车车厢的窗子全部用铁丝拧死,不能开启;车门上锁;车厢两头均有二名荷枪武警看守。大家依次上车后,队长宣布纪律:只许坐在自己的位置上,不许随意交换座位;不许相互交谈;不许起身活动;解手必须报告,获准后方可去(不得二人同时去)……。如有异动,手铐伺候!(途中就有犯规而被铐者,稍有抗拒立即“背铐”)因是“特别专列”,没有规定的行车时间,走走停停(要让正车),有时一停几个小时。这样慢的速度当然要四五天才能到达中转站——黑龙江省密山县(今为市)。此时个个腰酸背痛,疲惫不堪(一路饥饿、缺觉)。

    我们在那里的临时收容所住下,等候次日送往农场的汽车,当日吃了一顿饱饭——玉米碴子芸豆干饭,而且不限量!天真地以为今后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第二天清晨即被押上汽车送往农场的大门——码头。汽车从大、小兴凯湖(大兴凯湖我国只占三分之一)的夹道间穿行,大地一片白茫茫,分不出哪是陆地哪是湖面。这是一处关押犯人的绝佳场所,东、南、北三面环水(河或湖),东南两面且与苏联接壤,西面汽车进来的路,便是农场对外的唯一通道!

    到达码头,住在四面积雪的马架里(即窝铺,是用树棍交叉支成人字形盖以稻草而成),里面两排地铺,中间是走道,正中置一煤炉。两个班分睡两边,每边11人,每人占寛50-60厘米(比收容所稍宽)。天气仍极寒冷,大家头里脚外地睡着,阵阵凉气从脚底往上窜(是日后我有严重关节炎的主因)( :我是“主帅”;黄某是“急先锋”;何某是“军师”;褚某则是:!

    次日的第一件大事便是灭虱,由于挤住在收容所30余天不能洗澡、换衣,个个身上长满了虱子,可以随手从腋下抓几个出来。这项工作是将各人衣服放在大锅内煮,这么多人,足足清理了三四天才结束。这里并非久留之地,又要将我们送到哪里去呢?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来到“小黑河”开始劳动

    到达“码头”仍属羁押阶段,还无正式建制。兴凯湖农场原来只关押劳改犯,设有厂部及其直属机构,下有五个分场,都在南边(开垦从南端始)。自从“劳教条例”颁行后,我们是第一批来此的教养份子。仍用汽车将我们送到暂栖地北面的“小黑河“,做建场前的“热身”(学会劳动)工作。在这里一是重新编班,将各处收容所的人混编,由身强力壮的人担任班长;二是学习“劳教”纪律:必须老老实实劳动,完成规定的定额,违规或逃跑必严惩(禁闭或判刑)。三是根据各人劳动情况,评定级别(1-3级农田工),依据级别核定粮食定量(一级42斤/月,二级45斤,三级48斤)。我被评为二级农工,二级定量。“劳改”与“劳教”的(主要)区别:在性质上前者为敌我矛盾是刑事处罚,关在高墙内有武警看押;后者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最高行政处分,住在“无形”的隔离区内,只有武警暗中看管(有马队专职抓捕逃犯)。在“待遇”上,前者是无偿劳动;后者每月有27元工资(存在队里,按月扣除伙食费,略有节余)。

    在这里的劳动很单一,每天挖渠不止(根据农田规划,划定的排水支渠),天暖后将水排净,便可开荒了。小渠深约一米,上口宽二米,下口宽一米,每米段长净土方量约为一立方米(表面有20-30厘米厚的冰层,以下为冻土),定额是每天每人得挖一米长。每人配备一把重8-10斤的十字镐和一把铁锹为工具。初次劳动的我,举起洋镐就打飘,一镐下去只能凿出一个白点来,虽然棉衣脱光,仍汗流满面,一天下来只挖出个小坑,离定额差远了!而人却累得筋疲力尽,像散了架!那些小偷、流氓之属,年轻、体壮,成绩比我们这些“右派”好得多,自然挨训的都是我们了!起初队长还较为宽容,以后越来越严厉。对于那些他认为“不肯干”的人,集中起来,编进“强劳”队,单独由“有经验”的班长监督劳动,如还”不肯干”,就将他们的狗皮帽和棉手套摘掉,让其站立一旁受冻,名为“学习”。因此而冻伤手指、脚趾而被截去者,不乏其人。(那时外界温度总在零下十几度左右,中午在工地吃窝头,如不揣在怀里就会冻硬)我只有拼命地干,到后来也能基本完成定额了。一个月后,天暖开冻,这项工作没法进行下去,我们也就该挪窝了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建立(劳教)第六分场

1958年5月我们从“小黑河”迁到“南岗”, 那里才是我们安身、“立业”之地!两处相距估计在20里路开外,这次可没有汽车运送而是各人带着自己的铺盖、用品列队徒步行走。起初还能承受,越走越感物件沉重,又不许掉队,那些其他(除右派)教养人员,年轻、体力好,东西又少的,走得蛮轻松,而老“右”们可惨了,直走得汗流浃背,气喘吁吁,“丢盔卸甲”(将书籍等重物丢弃)。

这里是荒地一块,要在此建立第六分场(以后陆续在“二道岗”建起七分场,在“小黑河”建起八分场等三个教养分场)。我们当下的任务就是盖房、开荒。首先要搭好窝铺安下身来,然后是各班分配任务,有脱坯、打草、砌墙、盖屋等等。我们班的任务是打草——到十几里外的草甸子打茅草(活也不轻要求每人每天百斤以上,总之各项工作的“定额”都教你不易承受),用以盖屋。最头痛的是蚊虫叮咬,虽然发了防蚊帽(蚊子又大又狠,白天咬你没商量),可是对于“小咬”(一种小黑虫)却不起用,它能钻进袖口、裤脚、领口、面纱里去咬人。特别是钻进头发里去,更是咬得难受、心烦!时值“大跃进”时期,一连三晚,要求白天打草,夜晚将干草背回来,每晚两趟。这么远的路,这么重的草(百斤左右),路上还需与一两个人同行,同歇脚(一旦坐下就难以站起,需两人互相拉扯)。天又黑,肚又饥,真是又急又怕!另一种“放卫星”是深翻土地,由身强的班担任,要求深挖50厘米,直把“白浆土”也翻了上来,来年都不长庄稼!(幸亏面積不大)

房子盖好后,就是开荒。首先要“清障”,就是把坡地上的灌木林除去:每两人一组,各执一把板斧,先将小灌木砍掉,大些的树就要一人抱着,一人向根部四周砍去,再合力将树拖出。此后便是“烧荒”,由拖拉机将欲烧荒地四周耕翻几圈,作为隔火道,然后几个人围着草地从上风头点火,大家手持树枝和铁锹监视火势,以防“跑荒”。此项工作结束,便开始在已耕过的“发条地”(因草根盘结,泥土不散而成条状)上点大豆,粗种粗放(不施肥仅除一次条缝中的大草)

,秋后竟然丰产,可见黑土地之肥沃!秋后还有一项工作叫做“小秋收”,就是到榛子林中采集榛子,每人两麻袋。开初还易完成,也有时间吃一些充饥,以后越跑越远,就不敢再歇下来“偷吃”了。来年春天土地精耕后即可种春小麦、玉米等作物,农场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建成了。从此一个人民培养多年的大学生也就成了农工,一干二十几年,青春抱负付诸东流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农场琐事拾零

到六分场后才算有了固定的地址,可以和家里通信了。自从我进入收容所发过一封家书以来,三个多月与家人没有联系,如今才能告知我的下落。信不许封口,由队长看过后统一发出。大约十天以后可以接到家中来信,虽然只是些家常、鼓励的话,也足以使我悲喜交集了。我们写出去的信更不能有不满情绪,也不能多谈农场情况。

过去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,如今“安定”下来了,便又动手写了起来。虽然每天干活累得要命,还是抽出一点宝贵的休息时间,把当天所作所为,简单记录下来,内容毫不涉及“思想”。可是就有“同类”(其他教养人员才不管这闲事呢)报告了队长,日记被没收。幸亏没有“反动言论”,只被训斥一顿,并警告不得再写。我当时也担惊不小,害怕不经意间流露过不满情绪啊!

因为我是“知识分子”,队长又认为我劳动积极肯干,能“认罪服教”,让我做了班里记工员。其实也没有啥工好记,主要的任务是领发每月各人的窝头票;(按评定的定量发)登记每天每人的用餐分配计划,即某人每顿吃多少,例如早四(4个窝头)午四晚二啦,早三午四晚稀(粥)啦等等,由我到伙房领取(打饭轮流值日),按登记数发到个人。等等的杂事。因此也能享受到干活上的一点“优待”,例如活干少了,不会受到队长严厉批评。有一月,我多领到一个人一天的“窝头票”,我也就“昧心”地“贪污”了!讨了一个小便宜。

同室另一个班,在深翻土地(洼地)时,挖出一筐泥鳅,收工后藏于宿舍里,单等队长查过房后动手解决它。不巧队长来时,泥鳅竟然发出轻微的“咕咕”声,队长疑惑地四处巡视了一番,却未发现异常,也未深究就走了。大家松了一口气,几个人赶紧七手八脚地烧煮起来,几脸盆脏兮兮、寡淡淡,腥烘烘(什么调料也没有)的炖泥鳅便做成了。我班也分享到“杯羹”,味道简直好极了!

农场每逢重大节日(国庆、春节)放假一日,农忙时两周放一天假,冬季每周放一天假,给大家一个搞卫生、洗衣服的时间。节假日只吃两顿,平时只有窝头菜汤、稀粥咸菜,每月能有一顿荤菜吃。1958年春节,我和几个难友外出散步,场外仍是冰天雪地,不经意间竟走到中苏边境(松阿察河畔),我们发觉走远了赶紧回头,到场后即被队长叫去(对方哨所来电话)训话:你们想逃跑吗?个个吓出一身冷汗!

每日要对教养份子点名、训话两次,即早上出工前及晚上收工后各一次。干得不好的就要挨训!如果发现少员,立即报告场部出动马队抓捕。教养农场虽无有形的墙,但那无形的“墙”也是难以逾越的:据说有夏天逃跑的,即便侥幸暂未被抓到,也会陷入湿地的泥淖中而被捉;冬天大地一片白茫茫,老远就可看到逃犯的身影而被马队捉回。即便冬天逃越界河(封冻)进入苏联,中苏关系”好”时,被对方抓着送回来,立即判刑。——以后双方关系恶化就不送回了,也许这就是不久要将“右派”撤到关内去的主要原因吧!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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